回望苏树林的升迁之路，他在大庆留下了最多的岁月，在大庆油田的20年对他也至关重要。
11月3日上午，福建人大网消息称，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接受了苏树林辞去福建省人民政府省长以及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的请求。
此时，距中纪委监察部宣布苏树林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已经快过去一个月了。
在落马前，53岁的苏树林被视为中国官场上的“少壮派”，在60后高官中颇为瞩目，前途被认为一片光明。
但他可能也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一帆风顺的仕途会在福建省省长任上戛然而止。
回望苏树林的升迁之路，他在大庆留下了最多的岁月，在大庆油田的20年对他也至关重要。
然而，对于大庆人来说，对苏树林的观感却是复杂的。出身贫寒，以个人能力，在体制中不断获得晋升，苏树林走出的这条道路，让人无法否认他的优秀。
可就在他离开前，留给大庆的，却是数万下岗职工。“现在回过头去看，他的目光始终是向上的，从未真正为基层考虑过。”一位原大庆油田的职工说。
年轻的采油厂厂长
苏树林的人生属于典型的知识改变命运模式。
苏树林出生于1962年，祖籍山东东阿——鲁西平原上一个以出产驴胶闻名的地方。但其父母年轻时即从山东出走至东北谋生，因此他实际出生在黑龙江克东县。有报道称，他父母原籍山东省东阿县刘集镇堤口村，2010年苏树林曾返回此地拜祭祖坟。
和很多从基层成长起来的高官类似，苏树林的幼年也相当困苦。多篇报道提到，他14岁时父亲就不幸病故，母亲抚育兄妹七人。尽管生活困难，但全家人省吃俭用，一心供苏树林上学。
1979年，苏树林不负家人所望，考入大庆石油学院勘探系石油地质专业，他的命运也就此改变。
“他在学校就很能耐，是学生会主席。”苏树林的同届校友张景田回忆，苏树林在大学里是那类典型的“隔壁班的同学”，成绩好，能力出众，即使不是同班，也会知道他的大名。张景田印象最深的，是他一有空还会练练书法。在大学期间苏树林学业优秀，为他后来“学而优则仕”打下了基础。
1983年7月，苏树林毕业来到大庆石油管理局龙虎泡试验区当一名实习员。当时，龙虎泡是大庆当年新投入开发的两个外围油田之一，属于采油九厂，条件相当艰苦。1990年，苏树林在题为《我爱祖国的石油事业，更爱大庆这片肥沃的土地》的汇报文章中自称，当时他是谢绝了学院的再三挽留，自愿来到了艰苦地区参加会战。
“条件艰苦是真的，但他文章里说蚊子多到随便拍一下脸就有一层血，那也是太夸张了。”原大庆油田运输公司职工青辰(化名)说。在大庆，战天斗地的“铁人”精神是光荣传统，苏树林一介书生来到油田，表现得能适应艰苦环境，无疑是加分项。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他过硬的专业能力。
“他当时搞的泥浆地质课题，得到了油田总工程师的赏识。”张景田说，苏树林半年即从实习员转正，两年就成为了地质组组长，成为一名技术干部。
1990年代初，苏树林担任大庆石油管理局采油九厂地质研究所副所长期间，是他学术上最为活跃的时期。1991年6月至1992年9月，他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大庆石油学院学报》连续发表了三篇论文，分别涉及油田注水开发、射孔器工艺和地震技术应用。
“其实他如果一直搞学术，也会很有成就，说不定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落马了。”青辰说，就算现在，从形象气质上看，清瘦儒雅的苏树林也更像个学者，而不是官员。
鲜为人知的是，搞学术的苏树林，事实上“文武双全”。在采油九厂工作期间，他养成了一大爱好：打猎。
张景田说，那时候生态环境不像现在，野外还有狼等野兽，采油队备有武器以防不测，而不少年轻人趁此有了接触枪的机会，苏树林尤其喜欢。毕业后，张景田和苏树林分到了不同的单位，平时很少见面。然而每年冬天，苏树林总会约他一起，到采油九厂附近打一次猎。
那时的他们都还年轻，三五人开着吉普，天擦黑时出发，到旷野里开着车灯打野兔，打够了就找个农家饭馆，当晚就享用掉了。也是在这时，张景田发现苏树林没有学校时那么爱开玩笑了，比较严肃，饭桌上也不太爱说话。“他人还是不错的，只是自带了些官架子吧。”
学者苏树林的确正在向官员苏树林转变。1994年苏树林再发表了两篇论文，列第三和第四作者，此后再无学术论文发表。正是这一年，苏树林开始担任大庆石油管理局副总地质师，同时成为了采油四厂的厂长，此时他32岁，官至正处级。
38岁即官至副部级
“在大庆油田，人们普遍觉得苏树林不错，因为他没有‘根’。”大庆油田采油工程研究院一名副高工程师说，“没有根”的意思是没有后台，也没有家世背景。
采油四厂是一个有两万多员工的大厂，交给当时还很年轻的苏树林，普通员工都猜测他上边有人，姻亲有靠山。然而这些猜测很快被证实是妄猜。
苏树林的一位大学同学对此颇为不平。他在一篇博客文章里写到：我觉得很多人有一个思维定式，苏树林仕途之所以畅达，不是他父亲是什么特殊背景，就是他岳父是什么背景。在他父亲那里没找到背景，人们就努力从他妻子那里寻找。
苏树林曾在前述汇报文章中提到过自己的妻子。事实上，苏树林与妻子结识于采油九厂，其妻只是一名普通的研究员，在大庆这也是人所周知的。
稍显复杂的是，苏树林后来离婚了。多个受访者向界面新闻记者证实了这一点。“离婚原因我们旁人不好问，听说是感情不合。”张景田说，“苏树林娶了高官女儿”这种说法，事实上是在他离开大庆后很多年，才渐渐有的。苏树林后来与谁再婚，就很少有人知道了。
苏树林的快速晋升，既然姻亲关系并不起作用，大庆人自有一套更为高级的解释：苏树林凭借个人能力，直接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青睐。
这一说法有多个版本，比较流行的有两个。一是1990年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视察大庆油田，在齐家油田听取汇报时，现场仅有苏树林会操作多媒体，并且脱稿讲了3个小时，从此被江泽民认为这个“人才难得”；另一版本是，时任大庆石油管理局局长王志武带队进中南海汇报工作，苏树林主讲，面对国家领导人他对答如流，因此被列入重点培养对象。
尽管细节已不可考，但大庆坊间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似乎不如此，无法解释苏树林井喷般的晋升速度。
1999年初，苏树林成为大庆石油管理局局长，并在年底，成为中国石油(8.65, 0.18, 2.13%)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此时，距离他1994年成为采油四厂厂长仅过5年，他不到38岁已位列副部级高官。
石油系统“东北虎”
而这位年轻的掌舵者，甫一上任，各项举措也颇得好感。1998年，苏树林刚刚接管大庆石油管理局的主持工作，就主抓了“中十六联事件”。
中十六联，即采油一厂中区第十六号联合站，是大庆油田有史以来功能最全、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联合站，投资近亿元。“当时修建这些工程，猫腻很多。”青辰说，大庆作为老牌国企，其时各种弊病丛生，特别是采购环节，吃拿卡要，导致这个工程在质量方面问题很大。
苏树林日后被称为石油系统的“东北虎”，这是他第一次显露“虎威”。他坚持从重处理这一事件，查处涉及66个责任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3人、经济处罚8人、通报批评37人、批评教育8人，其中处级干部6人、科级干部10人。
“这让大家对他评价很高，他敢于向积习开刀，以前的领导不跟着混就不错了。”青辰说，和以往的领导不同，苏树林身上有很明显的精英气质。在大庆担任董事长期间，苏树林尤其强调人才建设，下发了《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人才观》，力图改变大庆油田的人才结构。
苏树林还在大庆内部组织学习班，延请各地讲师来讲课，而他提拔的干部也多从中选拨。“这里面有没有私心不好说，但这种方式比起搞小圈子的领导，肯定是要好得多。”青辰说，因此苏树林在大庆的人望一直很高。
此外，苏树林还首次在大庆提出了限产。虽然各方解读并不一样。
在传统认识中，大庆作为中国石油工业的排头兵，年年高产是主政者最重要的政绩。而苏树林敢于提出限产，并转向持续发展，足以显示他的与众不同。
但多位受访者也认为，这其实不是他个人远见，而是客观条件促成的，苏树林只不过做了该做的事。
事实上，1998年中石油总公司已经将大庆油田原油产量下调了30万吨。原因有两个，一是受当年松嫩平原洪水的影响；二是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低迷。当时国际原油价格已跌至12美元一桶，维持高产显然不是办法。苏树林做的工作，则是正式要求将1999年产量再下调120万吨。综合各方面因素，这一要求被通过实属正常。
后来苏树林将限产功绩大书特书。限产后，国际油价也帮了苏树林大忙。1999年大庆产油下降，但大庆油田的收入却大幅增加。其实，这主要是因为当年国际原油价格又显著回升，达到25美元一桶，并在此后不断走高。
“地下的油就那么多，不限产也产不出来多少了，而效益提高，是因为油价飙升了。”前述研究院副高工程师说。
总之，限产对大庆的影响并不大，苏树林对大庆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另一件事。
大庆大裁员
在提出限产之后一年，大庆开始改制并裁员。也就在在这件事上，大庆人对苏树林的评价陷入两极分化。一部分人认为，这是中央的大政方针，苏树林的个人并起不了作用。
原大庆油田运输公司副总经理傅合泉就这么认为，他说。“裁员是为了油田公司上市，这是中央定的，跟苏树林没有关系。”
公开资料显示，1999年底，原大庆石油管理局改制，将采油等核心业务分离为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而其它存续企业仍旧保留为大庆石油管理局。油田公司由苏树林掌舵，石油管理局则由局党委书记张树平负责。
此后，大庆石油管理局所辖的存续企业成为了裁员的重点。据《大庆油田报》，分家当年就有4万员工签署了有偿解除劳动合同协议。青辰也在此时下岗，在他看来，这纯粹就是甩包袱行为。
事实上，相比采油等核心业务，存续企业的造血能力相当低。当年的《大庆油田报》报道，大庆石油管理局分离出了18万人，脱离了“油香”，这些人是此前“经济结构不尽合理，企业负担沉重，整体实力明显减弱”的原因。
此时，虽然苏树林在职务上已不主管大庆石油管理局，却仍然被视为裁员的操刀手。原因是整个裁员的准备早在一两年前就开始了。
青辰回忆，在分家前大庆石油的存续企业就开始减发工资和福利，有时甚至没有工作，组织职工们去修水坝。“造成了一种公司快不行的景象。”等到分家时，单位提出有偿解除劳动合同，事实上遭遇的阻力并不大，很多人欣然接受。
然而，大庆是一座以石油起家的城市，它的城市活力并不强。2000年初，大庆并不能为8万多下岗职工提供很好的再就业环境。
与此同时，大庆油田则强制规定技术人员不参与有偿解除劳动合同。两年过去，下岗职工普遍陷入了生活困境。而因为国际油价持续回升，大庆油田效益风生水起，大庆石油管理局依靠关联交易也蒸蒸日上。两相对比，下岗职工怨声四起。
2002年春，大庆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群体性事件。这一事件在当时没有被报道，大庆当地人的记忆也已模糊。青辰回忆，当天有四万人围堵了管理局大楼，还砸了楼，掀了车。傅合泉则说没有那么夸张，最多是人聚集起来，把大门冲散了。可资佐证的是，《大庆油田报》在2002年3月连发社论《自觉维护稳定大局》、《珍惜安定团结的局面》。
事件发生后，大庆油田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将下岗职工重新纳入回体系之内，但并不提供实职，每月提供不多的补贴。青辰认为，这表明最初由苏树林制定的方案被证明是失败的。
“东北当时也有很多企业在裁员，但那些企业是落后产能，大庆油田可是一直效益很好。”青辰说，这场裁员事实上就是精英化用工，苏树林打造了一支年轻化、专业化、精英化的职工队伍，代价则是将文化层次低、谋生难的弱势群体推向了社会。
这也是很多油田子女感情上难以接受的地方。“老油田人为大庆献出的不仅是岁月和健康，最大的缺失还是下一代的教育。”青辰说，大庆以油田建市，第一批油田人没办法给子女很好的教育，通常都是子承父业，或者油田有什么需要就学什么。而进入新时期，他们又变成了不被需要的人，可说是整整一代人被耽误了。
“裁员确实是国家定的方针，可苏树林在具体执行中，考虑过这些弱势群体的感受吗？我表示怀疑。”10月7日，苏树林落马的消息传来，青辰闻讯百感交集，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苏树林，大庆人心中永远的痛》的文章。短短几天，这篇文章被阅读了25万次，引发了不少大庆市民的共鸣。
2002年的群体性事件发生后，流传的说法是中央也对苏树林很不满意。这一说法的依据是，2003年苏树林离开他生活了20年的大庆，被调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部。
日后在媒体报道中，苏树林在大庆的岁月被形容为“挑不出毛病”。青辰承认，某种程度上苏树林的确走了一条非常精致的为官之路，他有学识，不靠关系，凭自己的能力获得晋升，让人很难不对他心生好感。
“然而也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有感受，他像极了精致的利已主义者，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步步高升，至于下面的疾苦，他看都没有看过。”青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