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大学生被诱入传销组织命丧天津静海，又一次引发全社会的强烈愤怒和深沉思考。为什么传销屡禁不绝？是不是非得付出生命的代价后，才能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雷霆手段？
对非法传销活动，广大群众对此深恶痛绝，我国法律早有明确界定，公安机关也一直在持续打击中。但像割韭菜一样，割掉一茬过阵子又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它的这种打不死、烧不完、灭不掉如蟑螂般的旺盛生命力背后，是巨大的利益机制在起作用。
这次舆论风波，让有关部门彻底怒了。天津市委政法委书记立誓，决战20天，彻底清除全市非法传销活动，“打不净，不罢手、不收兵”，决心不容置疑。在方法上，“专群结合，综合治理，打人民战争”，采取分片包干，进行地毯式地摸排清理，绝不留死角，等等。雷霆之下，效果立现，天津静海“凌晨行动”出动两千人打击传销，发现窝点301处，清理传销人员63名。对此果决手段，必须点赞。
不过，问题不在打不打击，而在打击之后怎么办。运动式打击往往声势大、见效快，但如果不是从根子上打击非法传销的渊薮，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天津奋力扫荡，不排除这些传销者嗅觉灵敏、望风而逃，择地再出江湖。
这里有一个经验可以借鉴，那就是中央政府正在推进的“河长制”。以往河道治理因为没有一个严厉而可执行的问责机制，往往互相推诿，最终法不责众而不了了之。河长制就是分片包干，各自负责，谁出现问题当地的最高首长负责，不留责任死角。打击非法传销也要有一个类似“河长制”的责任归属问题。哪个地方执法不力，打击不力，就严厉问责，这样可以避免出现执法不力的“真空区”而成为引流传销的重灾区，只有形成合围，才能让传销者无处容身。
此外，还要协调好责任归属，避免九龙治水、出工不出力的扯皮现象。人民日报曾以《小心，MMM金融互助社区有风险》为名，报道了举报传销的艰难历程。记者调查、举报后，各部门互相推诿，公安经侦大队、工商稽查大队、派出所、市长热线，各自强调自身的理由，“不逾距不越位”，都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对之。这样的态度，怎么能够形成对非法传销的高压打击？
之所以能够“踢皮球”，就是因为存在制度漏洞。根据《禁止传销条例》，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处传销行为，对涉嫌犯罪的，应当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传销案件，对经侦查不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移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处。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在调查初期无法确定网络传销的规模和影响，以及调查难度大、消耗资源多，所以双方均不愿意介入调查。这就需要完善有关法律和制度，将打击非法传销，上升到打击邪教的高度，提高打击力度，从立法、执法到问责，多方面、全方位发力，才能收到成效。
电信诈骗，以往是老大难问题，因为山东女孩徐玉玉一案，引发众怒，公安机关很快就侦破此案，全国展开的打击电信诈骗的专项行动多有斩获。希望天津的这次战役，成为打击非法传销的冲锋号，全社会合力围歼，善作善成，还社会一片清朗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