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前些年减刑假释中出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都与司法机关自由裁量权过大有关。只有严控裁量标准，才能在更为严格的标准控制下保障“二次裁判”的公正。
最高法日前发布《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新《规定》明确，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经过一次或者几次减刑后，其实际执行的刑期不得少于15年；同时新增对决定终身监禁的贪污、受贿罪犯不得再减刑、假释的规定，并明确了职务犯罪罪犯减刑的刑期和间隔。
新《规定》坚持问题导向，根据实际需要，对2012年《规定》作出修改完善。舆论比较关注的是，新《规定》中体现了对职务犯罪从严控制减刑的精神，与此前刑法修正案（九）有关职务犯罪终身监禁的规定类似，对贪腐犯罪分子严格刑罚适用，体现出对以往“有权人”“有钱人”减刑假释比例过高的纠偏，背后乃是司法公正的回归。
实际上，当我们把目光从职务犯罪上挪开，不难发现新《规定》不只是为司法反腐织密笼子，更是针对长期以来减刑假释司法机关自由裁量权过大，严格控制自由裁量以防止减刑假释出现司法不公。例如，新《规定》不仅规定了“确有悔改表现”“立功表现”“重大立功表现”的具体情形，且在减刑幅度上区分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缓，按照“确有悔改表现或立功表现”“确有悔改表现并有立功表现”“有重大立功表现”“确有悔改表现并有重大立功表现”四种情形，对减刑幅度作出明确规定。这种细化和区分，正是通过严格司法实现对自由裁量权的限制，从而防范出现权钱交易，侵蚀国家刑罚执行的公正性。
综观前些年减刑假释中出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都与司法机关自由裁量权过大有关。当规则本身为司法机关预留较大裁量空间，而整个司法环境又尚不足以孵化出廉洁司法的背景下，司法腐败的发生往往很难避免。其实，从2012年《规定》到新《规定》，折射出的主旨精神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在控制裁量权上更进一步，新增减刑起始时间、间隔时间、减刑幅度从严等规定。
无论是就国家刑罚的适用，还是就犯罪者个人而言，减刑假释都好比是司法机关的“二次裁判”。倘若一个公正的刑事裁判，在执行阶段出现减刑假释不公，那么前面整个司法流程精心打磨的公正裁判，也就轻易化为了泡水。因此，如同审判中的量刑环节一样，减刑假释都直接关系到刑罚的改变，只有严控裁量标准，让司法行为处于可操作性的规程约束之下，才能在更为严格的标准控制下保障“二次裁判”的公正。